过去过年由于家庭贫寒，家底之薄，一切都是在过年时节，吃穿应用都得置办齐，化费就会相对过大。而现在家庭情况好了，生活富裕了，平时吃穿不比过年差，到过年时也就是跟平时一样，就是多买些水果，礼品之类，有一千来元也就足够了。
“二周失和”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件大事，在失和之前，鲁迅与兄弟周作人相处和睦，思想接近，同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，并且两人还曾约定，一家人永远在一起，共同孝敬年轻就守寡的母亲。然而，这一对兄弟却于1923年7月失和，再也没有来往。鲁迅兄弟反目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
鲁迅（右）与周作人
对于此事，目前大体上有三种看法。
一是鲁迅偷窥弟媳羽太信子沐浴，造成兄弟反目。
1927年7月17日周作人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上午池上来诊。”周作人后来还承认，这篇日记中还有一段涉及到鲁迅的话，但被他剪掉了。日记中提到的这位池上就是经常来给信子看病的日本医生，信子有癔病，每当受到刺激或者心情不好，总要发作，有时甚至会昏厥。由此可见，羽太信子在17日以前受过刺激。
第二天，也就是7月18日，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短信，文字不多，全文抄录于下：
鲁迅先生：我昨日才知道——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。我不是基督徒，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，也不想责难——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，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，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。我想订正我的思想，重新入新的生活。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，没有别的话。愿你安心，自重。
七月十八日，作人
从周作人信中的语气，比如称哥哥为“鲁迅先生”，“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”，“自重”等，再结合日本医生来给信子看病，研究者认为极有可能是鲁迅在后院干了不合适的事情，引起周作人夫妇反感，但对于究竟是什么事情，兄弟二人均没有透露一字。由此可见这是一件非常隐私的事，两人都不好张口，所以有学者由此断定鲁迅骚扰了弟媳羽太信子。
周氏兄弟旧居八道湾，兄弟在此失和
多年以后，鲁迅之子周海婴在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中重提此事，他认为按照日本习俗，家庭成员沐浴别人都不回避，就是鲁迅偶然遇见弟媳洗澡，也值不得大惊小怪。周海婴的本意可能是想替父亲洗清此事，但隐隐约约总让人感觉他承认了“偷窥”一事。
二是经济问题，造成兄弟失和。
周作人画像
这是第二种观点，当时鲁迅和周作人的收入都归羽太信子支配，因为鲁迅母亲和妻子都不管家，所以由周作人妻子信子管理家庭日常开支。鲁迅在教育部任职，空余时间在大学兼职教书，还有稿费；周作人是大学教授，稿酬也不低，所以兄弟的收入很高，在当时的北京属于高收入阶层。
按理说周家兄弟这个收入不会缺钱花，但信子花费很多，并且没有计划，大手大脚，还要寄钱接济日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。如此一来钱就不够花了，据鲁迅日记记载，每当家里有大项开支，他都要出去借贷，比如1921年周作人患病住院后到香山疗养，鲁迅就借了700大洋。这样鲁迅经济负担就比较重了，难免向信子说要节俭之类的话，信子对此一定反感，于是向周作人吹枕边风，造成兄弟失和。这是另一种说法。
三是羽太信子要独霸八道湾，不允许其他人在此居住。
持这种说法的主要是周海婴，他在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中说：“她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一家人。就这样，在建人叔叔被赶走10个月后，她向父亲下手了。”周海婴在书中透露，羽太信子一定向周作人说了什么，而周作人又一向耳根软，所以就和哥哥绝交了。
失和后的周家兄弟再也没有弥合他们的裂痕，鲁迅去世后，周作人、周建人作为家属都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，但周作人没有到场。他在鲁迅去世当天接受《大晚报》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：“至于他身后的一切事，就由舍弟建人就近办理了，本来家嫂是要去的，可是因为家母还需要陪伴，暂时恐怕也不能成行。舍间什么时候替他开吊，要等舍弟建人来信以后才能决定的。”
1949年后，鲁迅成为新政府推崇的新文化旗手，而周作人则灰头土脸地生活在北京，靠出版社预支的稿酬度日。即使如此，周作人还是在《知堂回想录》中说，上海那高高在上的鲁迅铜像非常可笑。其实，周作人说的并不是铜像多么高大，而是不要神话鲁迅——他知道，鲁迅也是普通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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